生存权被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视为基本的甚至首要的人权。

其次，在审理程序方面，不仅将调解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而且还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案件，使得化解行政争议的程序更加多元化。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无论是作为行政诉讼原、被告的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还是作为行政诉讼指挥者的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效果都不满意。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可以说，如何发挥行政诉讼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所面临的最大课题。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还就证据规则、法律适用、撤诉、管辖、司法建议、简易程序等具体制度发布专项司法解释或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修正和发展了《行政诉讼法》的文本规定。

其中，修改45 条，增加33 条，删除5 条。从新《行政诉讼法》有关判决类型的大幅调整上来看，实际上贯彻了通过判决类型化达到诉讼类型化效果的修订思路，试图通过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违法确认判决、无效确认判决的分别规定，实现行政诉讼的精细化改造。无论是国内人权还是国际人权，总是意味着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以及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的相互矛盾与冲突中一定权利主体在利益上的追求、享有与分配。

五是国际集体(或群体)权利，如民族自决权、和平安全权、环境权、发展权、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权、人道主义援助权等。所有这些都与现代人权的内容及其实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各国在履行自己保护人权的责任时，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在确立人权政策、制定法律、采取行政措施等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任何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割裂开来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宣言》第5条指出：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同社会制度直接导致人权特殊性的存在。

其中一个原因，是人权的内容在类别层次上的复杂性。这就涵盖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两种不同政治范畴的辩证关系。这类方式适用于两种情况：某些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不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公约的其他缔约国和国际社会可以对这些国家实施强制性的监督与制裁。在现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立法机关有责任用宪法和法律将人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详细规定下来，并通过严格、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使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法律优先原则要求行政权力应当受现行法律的约束，不得采取任何违反法律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人权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本质，如果脱离了人权，任何国家权力都将面临异化的危险。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商品交换的主体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这一理论对于人权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第三，从实践经验看，个人人权与个人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互相排斥的概念。⑩Javaid Rehman,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A Practical Approach,Pears Education Limited,2003,p.63. (11)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88号决议文，1950年2月27日。

换言之，一个人享有某项人权，并不必然对其他人产生强制力。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思维使得这种分歧更加意识形态化。

人权受文化的深刻影响。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国际法院，以及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的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特别报告委员和专家工作组等机构，这些机构及相关制度构成了联合国人权国际保护体系。不过，由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在各个国家保障人权的发展战略和具体途径上，有其选择重点也是自然和合理的。当人民在他们自己的主权政府下定居在一块土地之上时，一个正当意义的国家就存在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正是基于对公民利益的捍卫以及对正义、平等、自由等观念的尊重与保障基础之上。但从国际范围看，国家主权又是该国人民人权的实际内容和集中体现。

尤其是正义理念，不仅影响人本主义、平等思想、自由观念等思想观念，还是支撑人权观念、处理人权问题的重要伦理依据。如果将原生权利比作树干，派生权利便是枝叶。

很多国家都宣布尊重《联合国宪章》维护人权的根本宗旨，都拥护《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共同制定或签署不少国际人权约法，在国际人权的保护中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就充分证明国际上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性准则。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三种基本理论，即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论、规范法学派的法赋人权论和社会法学派的社会权利说。

不同民族、宗教对人权的不同看法导致人权观念与人权保障上的差异。在这两种对应关系中，人权相对于各种义务是本位，各种义务是为了实现人权才存在。

20世纪60年代，在《少数民族权利宣言》的指引下，几年内就有六十多个受压迫民族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纷纷成立独立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人权是属于国内的管辖事项，它应当是有国界的。人权主要表现在各种抽象或一般法律关系中。人权，是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应是公共利益的基础，没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也就无所谓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其主体是独立自主的人，因此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是时代的要求，市场经济内在的平等和自由又必然促使市场主体——人对民主、平等和自由等权利的进一步渴求。

虽然人权主体现今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任何群体以集体的形式得到的各种权利，其最终的受益者必然是该群体的各个成员。这种对应性既可以体现在同一部法律规范或同一法条之中，也可以体现在不同法律规范或不同法条之中。

人权的主体主要是个人。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页。

国际社会对待两类人权的不同态度导致了缔约国在履行两个公约的义务方面存在重大差别。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经济形态。(18)参见前引③，徐显明主编书，第310页以下。再次，人权是利益的升华，而利益是人权的动力。

正义结出人权之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反对将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对立起来，主张两者的协调一致和高度统一。

个人人权是基于个人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应享有的人权，其权利主体是个人。人权保障专属于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特殊性是基于人权普遍性的特殊性，即是在坚持、承认与肯定人权普遍性前提下的特殊性。主权的对外独立权，表现为该国在国际社会的独立地位，不受任何他国的管辖与支配。